在许多行业中，随着制造业的外包，剩下的职位通常薪资较低，要求技能较少。这使得很多曾经在工厂、钢铁厂、汽车厂等领域工作的工人不得不接受收入较低、待遇较差的职位，导致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
直接后果是地方经济萎缩与社区衰退。许多以制造业为支柱的城市和小镇受到了全球化的严重冲击。当这些工厂和企业迁移到国外后，许多地方的经济陷入困境，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这些城市和小镇的居民，尤其是中下层白人，面临着更高的贫困率和社会问题，如犯罪率上升、社会福利需求增加等。随着工作机会的减少和收入水平的停滞，很多人在经济上难以取得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阶层固化，贫困代际传递的现象更加严重。
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加大。虽然全球化促进了技术、资本和信息的流动，帮助一些高技能工人和大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它并未惠及所有美国人。中下层白人群体，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往往未能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中受益。相反，他们面临的是工资停滞，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在劳动市场上难以找到具有竞争力的职位。
一方面，高技能的技术工人、金融行业从业者、经理人等因全球化获得了更多机会，薪资水平逐渐提高；另一方面，低技能的传统工人群体却失去了保障，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许多中下层白人感到自己在这种变化中被边缘化。
全球化不仅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还带来了文化的变动。随着移民潮的增加，以及全球文化的融合，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许多中下层白人选民感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尤其是他们看到自己的社区逐渐改变，外来文化、语言和宗教影响日益加重时，产生了强烈的文化焦虑和认同危机。
随着全球化使得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的经济地位下降，许多人认为他们曾经相信的“美国梦”已经破灭。他们认为，过去通过努力工作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如今却面临着工作外流、收入停滞和家庭不安定等问题，这让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公平性和未来感到失望。
除了经济，人口的种族结构也是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2024估计数据，主要族裔中，美国白人（非西班牙裔）占58.4%，拉丁裔（即西班牙裔）占19.5%，非裔占13.7%，亚裔占6.4%。图表是1990年以来美国人口种族分布。
而在1990年，美国白人占75.6%，拉丁裔占9%，非裔占11.7%，亚裔占2.7%。35年间，白人比例持续下降，从1990年的75.6%下降到2024年的58.4%；西班牙裔增长显著，从9%快速增长到2024年的19.5%，成为最重要的少数族裔群体；非裔人口稳定增长，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12%-13%之间；而亚裔快速崛起，占比从2.8%增长到6.4%，主要得益于高学历和技术移民政策。美国人口普查局预计，到2045年，白人将不再占多数（即人口比例少于50%）。
图表1：美国种族占比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
人口种族构成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移民和出生率。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来源地的变化直接影响种族构成。历史上，19世纪的欧洲移民为白人比例奠定基础；20世纪后半期，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显著增加。而拉丁裔和部分亚裔群体的出生率显著高于白人和非裔群体，推动了他们在整体人口中的占比上升。
全球化对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特别是在制造业工作流失、经济不平等加剧、地方经济萎缩以及文化认同危机等方面。而美国白人在人口占比中越来越低，加剧了他们对全球化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反感，并推动了对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的支持。
特朗普的MAGA竞选纲领正是迎合了中下层白人这一部分选民的情感和需求，承诺通过取消贸易协议、限制移民、推动制造业回归等措施来恢复他们失去的经济和文化地位。
此外，废除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也是特朗普2016年竞选纲领一个重要部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明确表示，他反对平权行动，特别是针对高等教育和就业领域的种族配额政策；平权行动本质上是“逆向歧视”，主张通过废除这类政策来让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而不应当因为种族或性别而优待或歧视某些群体。他认为，这种政策“反而扼杀了机会”，并且对非洲裔和拉丁裔等少数族裔群体并没有实际的帮助，反而给白人和亚裔群体造成了不公平的待遇。废除平权行动对特朗普的保守派支持者和中下层白人选民来说，这一立场符合他们对公平竞争和种族平等的理解。
特朗普2.0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应对
在特朗普的2024年核心竞选纲领中，移民和减税等政策对中国没有直接影响或影响不大，而关税和贸易政策则对中国有直接影响。
再次当选的特朗普或将对进口商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商品施加更高的关税。他曾表示考虑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全面性关税，并针对中国商品征收60%或更高的关税，甚至在底特律演讲中夸张地提到可能对中国车企在墨西哥的车厂施加高达100%、200%的关税，以确保此类车厂的产品无法流入美国。
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和对华强硬。从履历和以往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他提名的内阁成员具有一个突出特征：他们是一群既忠于特朗普又年轻的反华鹰派人士。这批心腹的构成表明，特朗普在其人事布局中强调了对华强硬立场的持续性和深度。可以合理预测，在接下来的任期内，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将明显倾向于强硬路线，这一整体基调或将在未来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得到明显体现。
在特朗普上一轮任期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先后通过“2017年特别301报告”将中国纳入“优先观察清单”、对中国发起“301”调查。2018年6月至2019 年12月，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加了大范围关税政策，先后进行了5 轮行动，对中国共计5500 亿美元的商品征收了关税。
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简称 PIIE）的测算，这导致美国对进口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自2018年初的3% 大幅提升至2019年9月21%左右的高点；后于2020年3月开始降至19.3%附近，仍处于较高水平。
借鉴历史经验，上一轮中美贸易战虽然拖累2019年总出口增速降至0%附近。但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相对可控，2019年经济增速较2017年下降0.9%至6.0%。考虑到目前中国出口结构已有明显调整，对美出口依存度已自2017年的 19%降至目前14.7%，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边际影响将有所弱化。
特朗普对贸易逆差相当敏感，他的贸易政策的目标是把美国的贸易逆差降到0。图表2是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差额。2024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3610.32亿美元，占中国总贸易顺差9921.55亿美元的36.4%，占中国2024年GDP（据IMF 估计为18.3万亿美元）的1.97%。如果对美贸易顺差真的降到0，那么对中国的出口和经济都会有不小的冲击。
图表2：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差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iFind。
根据PIIE测算，特朗普本轮关税政策对中国实际GDP增速的拖累幅度平均在0.2%-1%，对美国实际GDP增速的拖累幅度平均在0.1%-0.4%，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平均增加0.25%-0.6%。
作为中国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的措施，首先是扩大多元化出口市场。深化与东盟、欧盟等市场的贸易合作，减少对美出口的依赖。加快“一带一路”倡议，拓展新兴市场（如非洲、中东、拉美）的出口份额。加强与RCEP和CPTPP成员国的经贸合作，利用区域贸易协定降低关税壁垒。
其次是拓宽转口贸易渠道。在上一轮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到东盟和墨西哥，东盟和墨西哥到美国的转口贸易呈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中国通过东盟和墨西哥等地再出口到美国，以规避中美贸易战对直接贸易的限制。这一转口贸易模式的兴起，也为中国周边和墨西哥等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然后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通过对越南和墨西哥等国的直接投资建厂，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并拓展海外市场，可以实现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规避美国加征的关税和设置的贸易壁垒，提高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特朗普加征关税的主要目标是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从而提高美国中下层白人的就业率。可以在减少对华关税的前提下进行务实合作，中国企业直接到美国投资建厂，带动美国制造业复苏。中国可通过投资、技术合作等方式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为美国创造就业，助其重振本土经济。中国制造业优势可以补充美国供应链，帮助双方在经济议题上达成互利共赢的局面。
（作者介绍：叶冬艳系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欧阳辉系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高级副院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